《出塞》作者：清代 徐锡麟
一、《出塞》作者简介
徐锡麟（1873—1907），字伯荪，号光汉子，浙江绍兴人，清末民主革命先驱。他出身于富裕的绅商家庭，自幼接受传统教育，却因目睹国家积贫积弱，毅然投身革命。1903年赴日考察后，他加入光复会，成为核心成员之一。为掌握军事力量，他“捐官”赴日学陆军，回国后以安徽巡警学堂会办身份为掩护，秘密策划起义。1907年，他刺杀安徽巡抚恩铭，发动安庆起义，失败后慷慨就义，年仅35岁。其革命精神与《出塞》中“誓灭胡奴”的豪情一脉相承，成为近代中国反清斗争的象征。
二、古诗原文
《出塞》
军歌应唱大刀环，誓灭胡奴出玉关。
只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
三、写作背景
《出塞》创作于1906年，正值清末内忧外患之际。列强环伺，沙俄与日本在中国东北激烈争夺，而清廷腐败无能，民族危机空前深重。徐锡麟从日本回国后，北上游历吉林、辽宁，目睹山河破碎、主权沦丧，深感“非武力不足以救国”。此诗即是他察看形势后的思想结晶：以乐府旧题“出塞”为载体，借古喻今，将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目标融入边塞诗的豪迈框架中。诗中“胡奴”直指清廷，“玉关”借喻山海关，既呼应历史上的汉匈对峙，又暗喻革命者“驱除鞑虏”的壮志。
四、诗词翻译
出征的战士应当高唱战歌，手持战刀凯旋而归；
誓要将满族统治者赶出山海关，重振中华！
战士心中唯有为国捐躯的信念，何须计较死后是否以马革裹尸还乡？
五、诗词赏析
- 意象的雄浑与象征性
首句“军歌应唱大刀环”以“大刀环”起兴，刀柄之环与“还”谐音，既隐喻胜利归来，又暗含“还我河山”的民族诉求。次句“誓灭胡奴出玉关”中，“胡奴”突破传统边塞诗中“匈奴”的泛指，直指清廷，赋予历史意象以现实批判性；“玉关”从西北边陲移至东北山海关，精准定位革命目标。后两句“只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”化用东汉马援“马革裹尸”的典故，以“何须”二字颠覆传统忠君思想，将“为国”升华为超越个人生死、超越封建伦理的终极价值。 - 情感的递进与升华
全诗情感层层递进：从“应唱”的号召，到“誓灭”的决绝，再到“只解”的专注，最终以“何须”的洒脱收束，形成从群体激情到个体牺牲的完整逻辑链。这种情感张力与徐锡麟的革命实践高度契合——他以“捐官”身份潜入清廷内部，却始终以“革命者”自居，其安庆起义中“心剖两足断，全身碎亦可”的遗言，正是“何须马革裹尸还”的悲壮诠释。 - 语言风格与时代精神
徐锡麟摒弃了传统边塞诗的苍凉意境，以短促有力的七言绝句，塑造出直白激昂的革命话语。“应”“誓”“只”“何须”等副词的连用，强化了语气中的不容置疑；而“大刀”“沙场”“马革”等军事意象的密集使用，则构建出一种“以武力重塑山河”的集体想象。这种语言风格既继承了岳飞《满江红》的豪迈，又融入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觉醒，成为清末革命文学的典范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- 革命话语的建构：从“边塞”到“反清”
《出塞》通过乐府旧题的创造性转化，实现了革命话语的合法性建构。传统边塞诗以“守卫边疆”为核心，而徐锡麟将“边塞”从地理空间拓展为政治空间——“玉关”不再是抵御外敌的防线，而是推翻内部压迫的起点。这种空间隐喻的转换，巧妙地将反清革命纳入“保家卫国”的叙事框架中，既规避了清廷的文字狱风险，又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认同。例如，诗中“胡奴”一词，既延续了历史上对北方民族的贬称，又通过“奴”字强化了对满清统治者的蔑视，使革命目标具象化为“解放被奴役的同胞”。 - 牺牲精神的哲学化表达
“何须马革裹尸还”一句，将牺牲精神从道德层面提升至哲学层面。传统忠君思想中，“马革裹尸”是臣子对君主的终极忠诚，而徐锡麟以“何须”消解了这种单向度的义务，转而强调“为国”的自主性——牺牲不是为了效忠某个政权，而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。这种思想与孙中山“天下为公”的理念遥相呼应，体现了近代革命者对“国家”概念的重新定义。在安庆起义中，徐锡麟面对清廷“可冤杀学生乎”的质问，毅然选择“全身碎亦可”，正是对这种哲学精神的实践：他的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武器，更是新国家象征的载体。 - 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型
《出塞》在形式上继承了七言绝句的格律，却在内容上突破了古典诗词的抒情范式。传统边塞诗多以“征人思妇”为叙事主体，而徐锡麟将视角转向革命者群体，通过“军歌”“大刀”“沙场”等意象，构建出一种集体主义的英雄叙事。这种转型不仅反映了清末革命文学对传统资源的改造，也预示了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兴起。例如，诗中“誓灭胡奴”的“誓”字，既是个体承诺，也是群体宣誓，暗示了革命组织的存在；而“出玉关”的“出”字，则隐含了从“被统治”到“主动解放”的主体性觉醒。 - 历史语境中的多重解读
《出塞》的解读需置于清末革命思潮的复杂语境中。一方面，诗中“胡奴”的指涉具有双重性：既针对满清统治者，也暗含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批判（如沙俄与日本在东北的争夺）。这种“内反满清、外抗列强”的双重使命，使《出塞》成为近代中国“反帝反封建”双重革命目标的文学预演。另一方面，徐锡麟的革命实践（如创办大通学堂培养军事人才、潜入清廷内部发动起义）与诗中“捐躯赴国难”的宣言形成互文，使《出塞》超越了文学范畴，成为革命行动的动员令。例如，1907年安庆起义前，徐锡麟曾吟诵此诗以激励学生，其“誓灭胡奴”的呐喊，直接转化为起义的行动纲领。 - 跨时空的文化影响
《出塞》的影响力超越了清末革命时期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。1911年武昌起义后，革命党人广泛传唱此诗，将其与《满江红》并列为“革命军歌”；新中国成立后，诗中“何须马革裹尸还”一句被多次引用，用以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勇精神。这种跨时空的传播，既源于诗作本身的艺术感染力，更因其契合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对“爱国”与“牺牲”的集体记忆。例如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志愿军战士以“何须马革裹尸还”自勉，将个人生死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，使这首清末革命诗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。
徐锡麟的《出塞》以简短的二十八字，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革命激情与哲学思考。它不仅是清末革命文学的巅峰之作，更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文化文本。从“誓灭胡奴”的呐喊，到“何须马革”的洒脱，诗中蕴含的牺牲精神与主体意识，至今仍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