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马嵬》作者：清代 袁枚
一、《马嵬》作者简介
袁枚（1716—1797），清代诗人、散文家，字子才，号简斋，晚年自号仓山居士、随园主人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乾隆四年进士，历任溧水、江宁知县，四十岁辞官归隐南京小仓山，筑随园以诗文自娱。他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，与赵翼、蒋士铨合称“乾隆三大家”，主张“性灵说”，强调诗歌需抒发真情实感。其著作《随园诗话》倡导个性创作，《小仓山房集》收录诗文三千余篇。袁枚以批判精神著称，曾直言“诗者，人之性情也”，反对因循守旧，其作品常以民生视角重构历史叙事，如《马嵬》即通过对比帝王与百姓的悲欢，展现其“民贵君轻”的文学主张。
二、古诗原文
《马嵬》
莫唱当年长恨歌，人间亦自有银河。
石壕村里夫妻别，泪比长生殿上多。
三、写作背景
此诗作于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袁枚赴陕西任职途中，经马嵬坡（今陕西兴平）有感而发。安史之乱中，唐玄宗为平息兵变，被迫勒死杨贵妃于马嵬驿，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曾以“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的凄美笔触，歌颂李杨爱情。然而，袁枚目睹乾隆盛世下百姓疾苦——沭阳任知县时，他亲见“饥口三十万，饿死者不计其数”的惨状，遂以马嵬为切入点，批判文人过度聚焦帝王悲剧而忽视民间疾苦。诗中“银河”暗喻安史之乱导致的家庭离散，与李杨“七夕密誓”形成讽刺性对比，揭示历史叙事中精英视角的局限性。
四、诗词翻译
无需吟唱那首《长恨歌》，人间的苦难本就如银河般横亘，令无数夫妻生离死别。
石壕村中那对老夫妻的诀别之泪，远比长生殿上李杨的泪水更为深沉。
五、诗词赏析
- 结构与手法
全诗以“莫唱”开篇，直指白居易《长恨歌》的叙事偏差，通过“银河”意象将神话与现实勾连——牛郎织女尚有七夕相会之期，而百姓却因战乱永隔阴阳。后两句以杜甫《石壕吏》为参照，用“石壕村”与“长生殿”的空间并置，形成权力金字塔的垂直对比：殿上之泪是特权阶层的哀歌，村中之泪是沉默大多数的控诉。 - 意象与隐喻
“银河”在此具有双重含义：既指牛郎织女的天堑，又暗喻安史之乱中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。袁枚将帝王爱情置于人间苦难的天平上，通过“泪比……多”的量化比较，解构了传统史观对精英叙事的偏爱。这种“以小博大”的笔法，与其“性灵说”中“即事抒怀”的主张一脉相承。 - 历史批判性
诗中暗含对“红颜祸水”论的驳斥。安史之乱的根源在于唐玄宗的昏聩，而杨贵妃不过是权力游戏的牺牲品。袁枚通过“恶果自食”的判断，将批判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，这种民本思想在乾嘉考据学盛行的背景下，显得尤为锐利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- 历史叙事的解构与重构
袁枚的创作动机源于对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反思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以“汉皇重色思倾国”为叙事起点，将安史之乱归因于个人情感失控，却忽视了政治腐败与制度缺陷的根本原因。袁枚则通过“石壕村”的普世性悲剧，重构了历史解释框架：帝王之泪是特权阶层的奢侈品，百姓之泪才是时代真正的注脚。这种视角转换，在清代诗坛具有开创性意义——它打破了“颂圣”文学的桎梏，为民间话语争取了表达空间。 - “性灵说”的实践范本
《马嵬》完美体现了袁枚“诗者，人之性情也”的理论主张。诗中无典故堆砌，无华丽辞藻，仅以“莫唱”“自有”“泪比”等口语化表达，传递出对民生疾苦的切肤之痛。这种“即事见情”的写法，与其反对沈德潜“格调说”、翁方纲“考据诗”的立场高度一致。袁枚认为，诗歌应如“石壕村之泪”般真实可感，而非沉溺于“长生殿之梦”的虚妄抒情。 - 空间诗学的政治隐喻
诗中“石壕村”与“长生殿”的空间并置，暗含权力关系的视觉化表达。杜甫笔下的石壕村是“三男邺城戍，一男附书至”的破碎家庭，而长生殿则是“骊宫高处入青云”的权力象征。袁枚通过地理空间的垂直对比，揭示了苦难分配的不公：殿上之泪是特权阶层的“表演性悲伤”，村中之泪是底层民众的“结构性苦难”。这种空间诗学，与其随园建筑中“随其高下置亭台”的自然理念形成呼应，共同构成其“顺应本真”的哲学体系。 - 清代诗坛的范式突破
在乾嘉时期考据学主导的学术环境下，袁枚的《马嵬》具有双重突破意义：
- 文学层面：它颠覆了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传统，以尖锐的社会批判拓展了诗歌的功能边界。
- 思想层面：通过“民为贵”的民本立场，挑战了“君权神授”的封建意识形态。这种突破，与其同时代戴震“以理杀人”的批判形成思想共振，预示了近代启蒙思潮的萌芽。
- 现代性启示
《马嵬》的当代价值在于其“去中心化”的历史观察法。当后世学者纠结于李杨爱情的“真实性”时，袁枚早已跳出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”的叙事窠臼，将镜头对准被历史沉默的大多数。这种“自下而上”的历史观，与年鉴学派“长时段”理论、新文化史“微观史”研究方法不谋而合，为当代历史书写提供了古典范本。
袁枚的《马嵬》不仅是一首批判诗，更是一部浓缩的历史哲学著作。它以28字重构了安史之乱的解释框架，将帝王悲剧降维为人间惨剧的注脚，最终在文学史的长河中，刻下了属于民间的记忆坐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