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过菊江亭》作者：明代 于谦
一、作者简介
于谦（1398—1457），字廷益，号节庵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明代著名政治家、诗人。他自幼饱读诗书，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中进士，历任御史、山西河南巡抚、兵部尚书等职。土木堡之变后，他力排南迁之议，坚守北京，击退瓦剌军，保全社稷。其诗文多反映忧国情怀，风格简练凝重，与岳飞、张煌言并称“西湖三杰”。代表作有《石灰吟》《咏煤炭》等，现存诗文447篇，收录于《于忠肃集》。
二、古诗原文
《过菊江亭》
杖履逍遥五柳旁，一辞独擅晋文章。
黄花本是无情物，也共先生晚节香。
三、写作背景
此诗作于明代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，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身份巡抚河南、山西期间。途经安徽东至县东流镇的菊江亭，此地为晋代彭泽县辖地，传为陶渊明任县令时种植菊花之处。陶渊明以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归隐气节闻名，其《归去来兮辞》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隐逸形象深入人心。于谦此时正值仕途上升期，但面对官场倾轧，他借菊江亭之景，以陶渊明为精神镜像，表达对高洁品格的向往，同时暗含对自身政治操守的坚守。
四、诗词翻译
我手持拐杖，逍遥漫步于五柳先生故居旁，
他的《归去来兮辞》独领晋代文坛风骚。
菊花本是无情草木，
却也与先生一同，以晚节之香永垂青史。
五、诗词赏析
1. 意象的隐喻与对比
首句“杖履逍遥五柳旁”以“五柳”代指陶渊明，通过“杖履逍遥”的闲适姿态，勾勒出隐士的超然形象。次句“一辞独擅晋文章”以《归去来兮辞》为切入点，高度评价陶渊明在魏晋文学中的地位，同时暗含对其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气节的推崇。后两句“黄花本是无情物，也共先生晚节香”形成强烈对比：菊花作为自然物本无情感，却因陶渊明的高洁品格被赋予“晚节香”的象征意义。这种物我交融的写法，既赞陶渊明，亦显诗人对自身品格的期许。
2. 托物言志的艺术手法
全诗以菊花为核心意象，通过拟人化手法赋予其人格特质。菊花“无情”却“共香”，表面写物，实则喻人。于谦借陶渊明之典，暗喻自己在宦海浮沉中坚守清廉正直，不随波逐流。这种托物言志的写法，使诗歌含蓄典雅，意境深远。
3. 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
诗中构建了三重时空：首句描绘陶渊明归隐的场景，次句回溯晋代文学成就，后两句将视角拉回现实中的菊花。这种古今层叠的叙事，既强化了历史厚重感，又凸显了诗人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与自我志向的投射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1. 陶渊明：隐逸精神的符号化
陶渊明在诗中不仅是历史人物，更是隐逸文化的象征。其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意象，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气节共同构成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范式。于谦选择陶渊明作为精神镜像，既因菊江亭的地理关联，更因陶渊明代表的“淡泊名利、坚守本心”与于谦自身的政治追求高度契合。在明代官场腐败的背景下，陶渊明的形象成为于谦抵御诱惑、保持清廉的精神支柱。
2. 菊花意象的双重性
“黄花本是无情物”一句，表面写菊花无知觉，实则通过“无情”与“有情”的对比，强调人性超越草木的品格光辉。菊花在中国文化中象征隐逸、长寿和坚贞，王安石以梅花自喻“凌寒独自开”，陆游写梅花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，而于谦借菊花表达：看似无情的自然物，因人物品节而被赋予精神属性。这种“物随人化”的反转，凸显了人性品格对自然世界的升华作用。
3. 于谦的政治人格投射
诗中“共先生晚节香”一句，隐含于谦对自身品格的期许。作为明代名臣，他力主抗击瓦剌、护卫京城，却因“夺门之变”被冤杀。菊花在秋寒中盛放，恰似其刚正不阿的气节。诗中的“共”字极具张力——草木尚知仰慕高行，而人世间反有倾轧忠良之事。这种物我对照，使诗句兼具对品德的歌颂与对现实的隐喻。于谦通过菊花与陶渊明的联结，将个人抱负融入文化传统，使诗作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意义。
4. 典故的化用与创新
诗中“晚节香”化用宋代名相韩琦“且看黄花晚节香”的典故，强调坚守节操、淡泊名利的精神追求。同时，“一辞独擅晋文章”既赞陶渊明的文学成就，也隐含对其精神遗产的继承。于谦通过典故的化用，将咏物与抒怀相结合，表面写菊花的“无情”与“共香”，深层则寄托了对高尚人格的赞美与追求，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中“托物言志”的典型特征。
5. 诗歌的现实批判意义
于谦创作此诗时，明代官场腐败盛行，权臣王振专权，士大夫多趋炎附势。于谦以“黄花本是无情物”反讽那些丧失气节的官员，通过菊花与陶渊明的对比，暗示真正的高洁不在职位高低，而在精神坚守。这种批判精神，使诗歌超越了单纯的咏物范畴，成为对时代风气的深刻反思。
结语
《过菊江亭》以简洁凝练的语言，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诗意空间。于谦通过菊花与陶渊明的意象联结，将个人志向融入文化传统，既表达了对高洁品格的敬仰，也暗含了对自身政治操守的坚守。在明代诗坛中，此诗以其托物言志的深邃性、物我交融的艺术性，成为咏物诗的经典之作。当读者吟诵“黄花本是无情物，也共先生晚节香”时，不仅能感受到秋菊的芬芳，更能触摸到一个政治家在时代洪流中对精神纯粹的执着追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