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马上作》作者：明代 戚继光
一、作者简介
戚继光（1528—1588），字元敬，号南塘，山东蓬莱人，明代杰出的军事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。出身将门，自幼习武，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。其军事生涯横跨东南抗倭与北方御虏两大战场：在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地组建“戚家军”，以“鸳鸯阵”大破倭寇，扫平东南沿海百年倭患；后调任蓟州总兵，镇守北方十六年，使蒙古骑兵不敢南侵。万历年间因政治斗争被贬，晚年穷困潦倒，病逝于家乡。其军事著作《纪效新书》《练兵实纪》影响深远，诗歌则以《马上作》为代表，展现武将的豪情与家国情怀。
二、古诗原文
《马上作》
南北驱驰报主情，江花边月笑平生。
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多是横戈马上行。三、写作背景
此诗作于嘉靖三十年（1551年）至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间，戚继光镇守蓟州（今北京一带）期间。彼时明朝面临双重危机：东南沿海倭寇肆虐，北方蒙古鞑靼部频繁侵扰。戚继光自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调任浙江御倭前线后，十余年间转战闽、粤、浙三省，九战九捷，基本肃清倭患；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又奉命北上整顿蓟镇边防，构建“空心敌台”防御体系，使北疆安定。诗中“南北驱驰”即指其从东南到北方的军事调动，“江花边月”则暗含对两地风物的对比，反映其戍边生活的孤寂与艰辛。
四、诗词翻译
我驰骋疆场、转战南北，只为报答君王的信任；
江南的鲜花与边塞的明月，仿佛在笑我一生奔波劳碌。
一年三百六十个日夜，
我大多时候都手持兵器、骑马征战在沙场上。
五、诗词赏析
- 时空交织的壮阔格局
首句“南北驱驰”以地理跨度展现戚继光的军事生涯：从东南沿海到北方边疆，行程数万里，暗合其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的志向。次句“江花边月”通过江南水乡的柔美与塞北荒漠的苍凉对比，既点明戍边环境的艰苦，又以“笑”字赋予自然景物人格化特征，暗含诗人对未尽赏美景的自嘲，更凸显其以国事为重的豁达胸怀。 - 数字修辞的震撼力量
“一年三百六十日”以具体数字强化时间密度，突破传统边塞诗“经年”“累月”的泛化表达，使读者直观感受到军旅生活的漫长与艰辛。末句“多是横戈马上行”则以动态画面收束，将“横戈”的战斗姿态与“马上”的行军状态结合，塑造出一位枕戈待旦、时刻备战的武将形象，与王昌龄“黄沙百战穿金甲”的悲壮形成鲜明对比，更显昂扬斗志。 - 情感悖论的深层表达
全诗表面写“报主”之忠与“平生”之苦的矛盾，实则通过“笑”字消解悲情：江花边月的“笑”并非嘲笑，而是对诗人无私奉献的赞美；诗人自嘲“奔波”，实则以“横戈马上”为荣。这种情感悖论使诗歌超越个人悲欢，升华为对家国责任的担当，正如其《韬钤深处》所言“繁霜尽是心头血，洒向千峰秋叶丹”，将个体生命融入国家命运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（一）军事生涯的文学凝练
- 从“抗倭”到“御虏”的战略转型
戚继光的军事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：东南抗倭以水战、城防为主，强调“以己之长攻彼之短”；北方御虏则以陆战、野战为主，需应对蒙古骑兵的机动性。诗中“南北驱驰”恰是这一转型的缩影：从浙江台州的“鸳鸯阵”到蓟州的“车营战术”，从“戚家军”到“蓟镇边军”，其军事思想随战场变化不断革新，而诗歌则成为记录这一过程的文学载体。 - “马上治军”的实践精神
戚继光以“严明军纪、实战训练”著称，其《练兵实纪》强调“练兵之法，不在日习刀枪，而在日习纪律”。诗中“横戈马上行”不仅描绘战斗场景，更暗含其“马上治军”的理念：将领需身先士卒，与士兵同甘共苦。这种实践精神使其军队战斗力远超明军其他部队，成为明代军事改革的典范。 - 边塞诗的范式突破
传统边塞诗多以“悲凉”为基调，如岑参“瀚海阑干百丈冰”的孤寂、王之涣“羌笛何须怨杨柳”的哀怨。而戚继光则以“豪迈”取代“悲凉”，以“行动”取代“抒情”：诗中无一句直接表达思乡或厌战，却通过“三百六十日”的量化描述与“横戈马上”的动态呈现，展现武将的坚韧与担当。这种风格对后世边塞诗创作产生深远影响，如左宗棠“大将筹边尚未还”即受其启发。
（二）家国情怀的哲学表达
- “报主”与“济世”的统一
明代文人常面临“仕”与“隐”的抉择，而戚继光则以“报主”为形式、以“济世”为本质。诗中“报主情”并非单纯效忠皇帝，而是通过平定倭患、抵御外侮实现“海波平”“边疆稳”的民生目标。这种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结合的思想，与顾炎武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观念相通，体现明代士大夫的家国意识。 - “苦”与“乐”的辩证关系
戚继光虽常年征战，却能在艰苦中寻找乐趣：其《止止堂集》中既有“封侯非我意”的淡泊，也有“马踏胡尘满战袍”的豪情。诗中“江花边月笑平生”即体现这种辩证：自然景物的“笑”暗示诗人对军旅生活的热爱，而“横戈马上”的“乐”则源于对责任的坚守。这种“苦中作乐”的精神，使其超越普通武将的境界，成为儒家“仁者不忧”的践行者。 - “有限”与“无限”的生命哲学
戚继光深知军旅生涯的“有限性”：其诗中多次提及“白发”“残年”，暗示对生命短暂的感慨。但他通过“报主”“济世”将个人生命“无限化”：诗中“三百六十日”的循环与“横戈马上”的持续，象征其精神超越时空限制，成为永恒的民族记忆。这种哲学与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的悲壮异曲同工，均以生命奉献实现价值升华。
（三）文化符号的多元建构
- “戚家军”的集体记忆
戚继光通过诗歌、军纪、战术将“戚家军”塑造为明代最著名的军事品牌。诗中“横戈马上”成为“戚家军”的标志性意象，后世戏曲、小说常以此描绘其英勇形象，如《戚继光斩子》中“横戈跃马斩倭奴”的唱词，即源自此诗。这种文化符号的建构，使“戚家军”超越历史存在，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。 - “南北”地理的空间政治学
“南北”在诗中不仅是地理概念，更蕴含政治意义：东南沿海代表经济重心，北方边疆代表国防前沿。戚继光通过“南北驱驰”将两者连接，暗示其军事行动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。这种空间政治学思维，与明代“南北分卷”科举制度、漕运体系等形成呼应，体现文人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。 - “武将诗”的文学史地位
明代武将诗歌多被视为“末技”，而戚继光则以《马上作》打破偏见。其诗语言平易却意境深远，既具军人豪情，又含文人雅趣，如“江花边月”的意象选择即显诗心。这种“文武兼修”的特质，使其诗歌成为明代“武将文学”的巅峰，与王阳明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的哲思共同构成明代士大夫的多元精神图谱。
结语
戚继光的《马上作》是一首“小诗大义”的典范。它以28字浓缩一位民族英雄的军事生涯、家国情怀与哲学思考，成为明代边塞诗的里程碑。从“南北驱驰”的壮阔到“横戈马上”的坚毅，从“江花边月”的柔美到“三百六十日”的坚韧，诗歌在时空交织中展现武将的复杂心境：既有对国家的忠诚，也有对个人的自嘲；既有对美景的向往，也有对责任的坚守。这种多维度的表达，使《马上作》超越时代限制，成为中华民族“精忠报国”精神的永恒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