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乌夜啼·昨夜风兼雨》作者：五代 李煜
一、作者简介
李煜（937—978），字重光，号钟隐、莲峰居士，南唐最后一位国君，世称南唐后主。他生于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，自幼饱读诗书，精书法、工绘画、通音律，诗文词赋皆有造诣。其词前期多写宫廷奢靡生活，后期亡国入宋后，词风骤变，以血泪凝成《虞美人》《乌夜啼》等名篇，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熔铸，开创“词为艳科”向“言志之体”的转型。清代王静安评价其“俨有释迦、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”，被誉为“千古词帝”。
二、古诗原文
乌夜啼·昨夜风兼雨
昨夜风兼雨，帘帏飒飒秋声。
烛残漏断频欹枕，起坐不能平。
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一梦浮生。
醉乡路稳宜频到，此外不堪行。三、写作背景
公元975年（宋开宝八年），宋朝灭南唐，李煜肉袒出降，被囚禁于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封“违命侯”。从九五之尊沦为阶下囚，他失去的不仅是权力与自由，更被迫直面“故国不堪回首”的屈辱现实。此词作于囚居期间，某夜风雨交加，秋声飒飒，李煜独对残烛漏壶，辗转难眠，回想起昔日“车如流水马如龙”的帝王生活，今昔对比下，以血泪写下此词，借秋夜风雨抒发亡国之痛与人生虚无的绝望。
四、诗词翻译
昨夜风雨交加，帘帐被秋风吹得飒飒作响，窗外风声雨声彻夜不停。蜡烛燃烧将尽，漏壶滴水已断，我一次次斜靠在枕头上，躺下又坐起，思绪始终无法平静。人世间的事如流水东逝，回首这一生，不过是一场大梦。唯有醉乡道路平坦，可暂忘忧愁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五、诗词赏析
- 结构艺术：全词以“秋夜风雨”起笔，通过“帘帏飒飒”的听觉描写，营造凄凉氛围。上片以“烛残漏断”的视觉细节，暗示时间流逝与内心煎熬；“频欹枕”“起坐不能平”的肢体语言，将辗转难眠的痛苦具象化。下片直抒胸臆，“世事漫随流水”以流水喻时光，将人生无常的哲思融入自然意象；“一梦浮生”化用李白“浮生若梦”典故，将帝王生涯与囚徒现状对比，强化悲剧性。结尾“醉乡路稳”以酒解忧的无奈，与《虞美人》中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悲怆形成呼应，共同构成李煜后期词“以血书之”的艺术特色。
- 意象营造：“风兼雨”的双重意象，既点明秋夜凄冷，又隐喻人生风雨的摧残；“帘帏飒飒”以拟声词强化听觉冲击，与“烛残漏断”的视觉昏暗交织，构建出封闭压抑的囚居空间。“醉乡”意象则具有双重性：既是逃避现实的麻醉剂，也是精神自由的乌托邦。李煜通过“路稳”与“不堪行”的对比，揭示醉乡的虚幻性——唯有在醉乡中，他才能暂时忘却“违命侯”的屈辱身份，重获作为“词人李煜”的尊严。
- 情感深度：全词未提“亡国”二字，却通过“世事流水”“一梦浮生”的比喻，将家国破碎的痛楚转化为对人生本质的哲学思考。俞陛云评其“虽知浮生若梦，而无彻底觉悟”，恰指出李煜的矛盾性：他既清醒认识到人生虚幻，又无法摆脱对过去的眷恋。这种“执迷不悟”的痛苦，比直白的控诉更具感染力。当他说“醉乡路稳宜频到”时，实则是用自嘲的语气，揭露了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的精神困境——逃避虽可耻，但有用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（一）秋夜：囚徒的精神牢笼
李煜以“秋夜”为背景，构建了一个多重象征的空间。从自然层面看，“风兼雨”的恶劣天气，暗示他囚居生活的艰难；从文化层面看，“秋声”在中国文学中常与衰败、死亡相关联，如欧阳修《秋声赋》中“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”，李煜借此传递对南唐文化消亡的哀悼；从心理层面看，“帘帏飒飒”的封闭空间，映射他作为囚徒的身体禁锢与精神孤独。这种“物理空间”与“心理空间”的重叠，使秋夜成为李煜精神世界的具象化呈现——他既是风雨的被动承受者，也是自我命运的审判者。
（二）时间：从帝王纪年到囚徒计时
“烛残漏断”是全词的关键意象，它不仅是时间流逝的物理标记，更是李煜身份转变的隐喻。作为帝王时，他的时间由“车马喧阗”的仪式感填充；作为囚徒，时间变得漫长而残酷，只能通过“烛残”“漏断”的细微变化感知存在。这种“时间感知的异化”，在《破阵子》中表现为“垂泪对宫娥”的仪式性动作，在此词中则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——“世事漫随流水”的时间哲学，既是对南唐灭亡的总结，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质疑。当他说“算来一梦浮生”时，实则是用帝王的视角审视囚徒的人生，这种“俯瞰式”的反思，使他的痛苦超越了个人遭遇，成为人类面对无常命运的共同体验。
（三）醉乡：知识分子的精神避难所
“醉乡”意象在李煜词中反复出现，如《乌夜啼·昨夜风兼雨》中“醉乡路稳宜频到”，《虞美人》中“醉乡堪寄情”。这种对酒的依赖，既源于他作为文人的传统（如陶渊明“寄酒为迹”），也源于他作为亡国之君的特殊处境——唯有在醉乡中，他才能暂时摆脱“违命侯”的屈辱身份，重获作为“词人李煜”的尊严。但“醉乡”的虚幻性也被他清醒认知：“此外不堪行”的绝望，暴露了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的精神困境——逃避虽可耻，但有用；面对虽勇敢，却致命。这种矛盾性，使李煜的“醉乡”意象具有现代性意义：它不仅是古代文人的精神避难所，也是当代人在快节奏社会中的心理写照。
（四）语言：从“雕章琢句”到“血泪凝成”
李煜前期词如《玉楼春》中“归时休放烛花红，待踏马蹄清夜月”，语言明丽，注重声律和谐；后期词则如《乌夜啼》般质朴自然，以口语化表达直击人心。这种转变源于他身份的剧变——从宫廷词人到阶下囚，他失去了雕琢文字的闲情，却获得了直面灵魂的勇气。全词无一生僻字，无一处用典，却以“风兼雨”“烛残漏断”等日常意象，构建出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。这种“返璞归真”的语言风格，影响了宋代词风的转变，苏轼“大江东去”的豪放，辛弃疾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沉郁，皆可追溯至李煜的“血泪写作”。
（五）文化记忆：从南唐后主到千古词帝
李煜的囚居生活，客观上促成了中华文化的“记忆保存”。他通过词作，将南唐的宫廷文化、艺术成就（如书法、绘画、音律）转化为文字记忆，使后人得以窥见五代十国的文化风貌。同时，他的亡国之痛也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资源——从宋徽宗“彻夜西风撼破扉”的共鸣，到纳兰性德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化用，李煜的词作始终在提醒人们：在权力更迭的历史洪流中，文化的传承与个人的尊严同样重要。当他写下“醉乡路稳宜频到”时，不仅是在逃避现实，更是在以词为舟，将南唐的文化记忆驶向永恒。
结语：李煜的《乌夜啼·昨夜风兼雨》如同一面棱镜，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五代词坛的光辉。它既是亡国之君的血泪控诉，也是艺术大师的巅峰之作；既是历史记忆的载体，也是现代精神的桥梁。当我们吟诵“世事漫随流水”时，不仅是在缅怀一个逝去的王朝，更是在触摸中华文化中那根最敏感、最坚韧的神经——关于失去、关于记忆、关于永恒的艺术救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