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狱中寄子由二首·其二》作者：宋 苏轼
一、作者简介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北宋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眉山）人。他是文学史上罕见的通才，诗、文、词、书、画皆臻化境，与父苏洵、弟苏辙并称“三苏”，同列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其诗豪放旷达，开宋诗新风；词作突破“艳科”局限，以“大江东去”之气魄拓展词境；散文纵横捭阖，随物赋形。政治上，他主张革新却屡遭贬谪，宦海浮沉中始终秉持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。此诗写于“乌台诗案”狱中，是其人生至暗时刻的精神写照，亦彰显其超然物外的生命境界。
二、古诗原文
《狱中寄子由二首·其二》
柏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琅珰月向低。
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
眼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。
百岁神游定何处？桐乡知葬浙江西。
三、写作背景
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下狱。御史台（别称“柏台”）以诗文讥讽新法为由，罗织罪名，将其囚禁四月有余。狱中环境阴森，苏轼昼夜受审，身心俱疲。此诗作于狱中濒死之际，他深知朝堂党争无情，自身性命难保，遂以诗寄弟苏辙，既抒发对生死的超脱，又暗含对家人的牵挂与愧疚。诗中“命如鸡”的绝望与“桐乡葬”的从容，构成其复杂心境的双重变奏。
四、诗词翻译
御史台寒霜凛冽，夜幕凄清，
风动铁链叮当，月影渐沉西倾。
魂梦萦绕云山，心绪如鹿乱撞，
命若待宰之鸡，魂飞汤火煎熬。
眼中犀角（喻聪慧之子）确为我儿，
身后牛衣（贫寒之喻）愧对结发妻。
百年后魂归何处？愿葬桐乡浙江西。
五、诗词赏析
此诗以冷峻意象勾勒狱中绝境，却暗藏生命哲思。首联“柏台霜气”“风动琅珰”以视听交织的寒寂氛围，奠定全诗悲怆基调；颔联“心似鹿”“命如鸡”以动物喻体直指精神撕裂与肉体摧残，对比中见张力。颈联转写亲情：以“犀角”赞子聪慧，以“牛衣”愧妻贫寒，家国之思与生死之叹交织。尾联“桐乡葬”化用西汉朱邑典故，既表对杭州百姓的深情（苏轼曾任杭州通判），亦显视死如归的豁达。全诗在绝望中见超脱，于困厄中显风骨，堪称苏轼“诗穷而后工”的巅峰之作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- 空间意象的囚禁与突围
- 柏台：御史台作为权力象征，其“霜气”不仅是自然寒凉，更是政治肃杀的隐喻。苏轼以“柏台”入诗，暗指自己被困于权力漩涡的中心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。
- 云山：与柏台形成空间对峙。云山象征自由的精神家园，而“梦绕”则揭示其肉身虽囚，魂魄仍渴望突破桎梏。这种“身在此山，心向云外”的张力，恰似苏轼一生在庙堂与江湖间的徘徊。
- 浙江西：桐乡（今浙江桐乡）为苏轼曾治水之地，百姓感其恩德。他选择此地为身后归宿，既是对“政声人去后”的期许，亦是对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践行。这种空间选择超越了地理意义，成为其精神突围的象征。
- 生死观的悖论与统一
- “命如鸡”的卑微：以“汤火”喻刑罚残酷，“鸡”喻生命卑贱，此句直指个体在政治机器前的无力感。苏轼在此刻与庄子“虚舟”之喻形成对话——当生命被彻底客体化，唯有以幽默消解苦难。
- “桐乡葬”的从容：化用朱邑“爱我者必葬我”之典，将个人生死与地方记忆绑定。此举既是对儒家“死而不朽”的实践（通过惠民之政留名），亦是对道家“与物为春”的超越——以肉身之死换取精神永生。
- 悖论的统一：苏轼的生死观并非简单的达观，而是融合了儒家的责任感与道家的自然观。他既承认“命如鸡”的残酷现实，又以“桐乡葬”实现生命价值的重构，这种矛盾中的和谐，正是其思想深度的体现。
- 亲情书写的克制与深情
- “犀角”与“牛衣”的对比：以珍宝喻子，以粗衣喻妻，形成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对照。前者是血脉延续的希望，后者是患难与共的见证。这种对比并非厚此薄彼，而是通过物质符号揭示亲情的复杂性：对子的期许与对妻的愧疚，共同构成苏轼的情感宇宙。
- “愧”字的千钧之力：一个“愧”字，道尽中国士大夫的伦理困境。苏轼既负家国重任，又愧对家庭温情，这种愧疚感在绝境中被无限放大，却也成就了其人格的丰盈。他未以“忠孝难全”自我开脱，而是坦然直面内心的撕裂，这种真诚使诗歌超越了传统的“诀别诗”范式。
- 政治隐喻的隐微书写
- “月向低”的象征：月作为传统意象，常喻君王或理想。此处“月向低”既可解为自然现象，亦可视为对神宗朝政治清明的隐晦批评——当明月沉沦，宵小当道，士人唯有以诗明志。
- “牛衣”的政治投射：牛衣本指贫民御寒之物，苏轼借此自喻寒士身份，实则暗讽新党以“富国强兵”之名行苛政之实。这种隐喻手法既规避了文字狱的风险，又实现了对现实的批判。
- “桐乡”的乌托邦想象：在政治高压下，苏轼将理想寄托于民间记忆。桐乡不仅是地理空间，更是其构建的“政治桃花源”——在这里，政绩无需帝王认可，百姓口碑即是永恒丰碑。这种想象折射出宋代士大夫对“道统”高于“政统”的追求。
- 艺术手法的巅峰呈现
- 通感手法的运用：“霜气”可触，“琅珰”可闻，“月低”可视，三者交织成多维度的感官牢笼，强化了囚禁的窒息感。而“心似鹿”的触觉与“魂飞汤火”的痛觉，则将抽象情感具象化，达到“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”的效果。
- 对仗的张力美学：“犀角”与“牛衣”、“云山”与“汤火”、“浙江西”与“百岁神游”，均以工整对仗构建形式美，却又在词义上形成尖锐冲突。这种“以美写丑”的手法，使诗歌在审美愉悦中暗藏批判锋芒。
- 用典的化用创新：朱邑典故本为地方官死后归葬故里的故事，苏轼却将其改造为精神归宿的象征。这种“旧瓶装新酒”的用典方式，既延续了文化记忆，又赋予典故新的时代内涵。
结语
《狱中寄子由二首·其二》是苏轼在生命绝境中的精神独白，它以冷峻的笔触书写绝望，却以超拔的哲思超越苦难。诗中囚禁与突围、卑微与崇高、愧疚与从容的矛盾统一，恰似苏轼一生的缩影——在入世与出世间辗转，在儒道佛思想中调和，最终成就了“不可救药的乐天派”形象。此诗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歌，更是中国文人精神史上的丰碑，它告诉我们：真正的豁达，不在于无视苦难，而在于苦难中仍能守护生命的诗意与尊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