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上元侍宴》作者：宋 苏轼
一、作者简介
苏轼（1037-1101），北宋文坛巨擘，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皆臻化境。其词开豪放一派，文承古文运动之风，诗作则以“理趣”与“豪情”兼备著称。苏轼一生宦海浮沉，却始终以“超然物外”之姿笑对人生，作品多寓哲理于日常，融家国情怀于自然。《上元侍宴》创作于其初入汴京、春风得意的仕途初期，彼时他以“制科”入仕，受宋神宗赏识，此诗既是对宫廷盛宴的礼赞，亦暗含士人对盛世气象的期许，展现了青年苏轼“致君尧舜”的宏愿与儒家士大夫的责任感。
二、古诗原文
上元侍宴
淡月疏星绕建章，仙风吹下御炉香。
侍臣鹄立通明殿，一朵红云捧玉皇。
三、写作背景
此诗作于宋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）上元节，苏轼时任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，因朝觐回京侍宴。上元节乃北宋重要庆典，宫中张灯结彩，皇帝赐宴群臣。苏轼以新科进士身份目睹皇家盛仪，诗中“建章”“御炉”“通明殿”等意象，既是对宫廷威仪的写实，亦暗含对神宗“熙宁变法”前夜政治清明的隐喻。此时苏轼尚未卷入党争，诗风尚存“少年得志”的昂扬，却已显露其“以诗为史”的创作自觉。
四、诗词翻译
朦胧月色与稀疏星辰环绕着建章宫阙，
仙风轻拂，将御炉中的香烟送向四方。
群臣如鹤般肃立通明殿前，
唯有那朵红云般的华盖，托起人间至上的君王。
五、诗词赏析
意象与空间建构：全诗以“淡月疏星”起笔，勾勒出上元夜宫廷的静谧与威严，继而以“仙风”“御炉香”的嗅觉意象打破视觉单一，形成通感之美。“通明殿”暗用道教天宫之名，既呼应北宋崇道之风，又以“鹄立”群臣之肃穆，衬托“红云捧玉皇”的视觉中心，构建出“人神共庆”的宏大场景。
色彩与隐喻：诗中“淡月疏星”之冷色与“红云”之暖色形成鲜明对比，冷色调象征皇家仪轨的庄重，暖色调则隐喻君权的神圣。苏轼以“一朵红云”喻华盖，既化用《楚辞》“青云衣兮白霓裳”的仙意，又暗含“君临天下”的儒家政治理想，将自然意象升华为政治符号。
节奏与张力：四句诗以“绕—下—立—捧”四字动词贯穿，形成动态递进：星月“绕”宫阙为远景，香烟“下”为中景，群臣“立”为近景，终至“红云捧玉皇”的特写。这种由远及近、由静至动的节奏控制，使短短二十八字蕴含交响乐般的层次感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（一）皇家盛仪中的政治隐喻
“淡月疏星绕建章”一句，表面写上元夜宫阙之景，实则暗藏北宋“崇文抑武”的治国理念。建章宫乃汉代宫殿，苏轼以汉喻宋，既借汉代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意象歌颂神宗初政，又以“淡月疏星”的冷色调暗示对“强干弱枝”国策的隐忧——北宋重文轻武虽带来文化繁荣，却埋下边防隐患。此句与王安石《元日》中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的热烈形成对比，可见苏轼对政治改革的审慎态度。
“仙风吹下御炉香”一句，将御炉香烟的飘散赋予“仙风”的灵动，既是对道教文化的呼应（宋真宗曾伪造“天书”以神化皇权），亦暗含对神宗“变法图强”的期许。香烟象征“君权神授”，而“仙风”则隐喻改革需顺天应人，不可操之过急，这与苏轼后来反对“新法”急进的立场一脉相承。
（二）通明殿前的士人心态
“侍臣鹄立通明殿”一句，以“鹄立”二字刻画群臣姿态。“鹄”即天鹅，喻侍臣如鹤般高洁，亦暗示其拘谨——在皇权威压下，士人虽怀“致君尧舜”之志，却不得不以“肃立”之姿表达忠诚。此句与苏轼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中“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”的豪迈形成对照，可见其早期仕宦生涯中理想与现实的张力。
“一朵红云捧玉皇”一句，将君王喻为“玉皇”，既是对神宗“圣明之主”形象的塑造，亦暗含苏轼对“明君贤臣”政治格局的向往。红云华盖象征天命所归，而“捧”字则揭示士人对皇权的依附——这种矛盾心态，恰是北宋文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与“君臣共治”理想的集中体现。
（三）红云意象的双重性
“红云”作为全诗视觉焦点，具有多重象征意义。其一，红云乃道教祥瑞，暗合神宗“崇道兴教”的政策，苏轼借此表达对皇帝“天人感应”治国理念的认同；其二，红云亦喻群臣簇拥之景，如《汉书》中“百官朝贺如云”的记载，展现北宋文官集团的政治凝聚力；其三，红云之暖色与前文冷色调形成对比，暗示在皇权威严下士人内心的温热——这种“冷中寓热”的笔法，体现了苏轼对儒家“君臣父子”伦理的复杂思考。
（四）空间诗学与权力书写
全诗在空间建构上极具匠心：首句“绕建章”以星月环拱宫阙，暗喻皇权对天下的统摄；次句“仙风吹下”以纵向气流打破平面，形成三维空间；三句“通明殿”以殿堂为垂直轴心，群臣环绕如众星拱月；末句“红云捧玉皇”则以华盖为视觉制高点，完成从天到地、从物到人的权力图腾。这种“天—地—人”的空间叙事，既是对《周礼》“天子祭天”传统的继承，亦是对北宋“君权神授”政治合法性的文学表达。
（五）苏轼的“诗史”自觉
《上元侍宴》虽为应制之作，却已显露苏轼“以诗为史”的创作理念。诗中“建章”“御炉”“通明殿”等意象，既是对北宋宫廷礼仪的写实记录，亦是对“熙宁变法”前政治生态的隐喻。苏轼以“淡月疏星”象征文官集团的清正，以“红云捧玉皇”暗示皇权对变法的支持，将宫廷盛宴升华为历史转折的见证。这种将个人经历与时代命运结合的写法，为后世“诗史”传统（如杜甫《北征》）提供了重要范式。
（六）从应制诗到士人精神的蜕变
相较于唐代应制诗（如沈佺期《上元夜》）的华丽铺陈，苏轼在《上元侍宴》中注入了更多士人精神。他以“鹄立”之姿展现对皇权的敬畏，却以“红云”之喻保留士人尊严；他歌颂“玉皇”之圣明，却暗含对“明君贤臣”理想政治的期许。这种“颂而不谀，敬而不媚”的创作姿态，标志着宋代文人从“御用文人”向“独立士人”的转变，为后世文人的政治品格树立了标杆。
结语
《上元侍宴》如一面棱镜，折射出北宋初期政治、文化、宗教的复杂光谱。苏轼以二十八字勾勒皇家盛仪，却暗藏对变法的隐忧、对士人身份的自觉、对历史责任的担当。其诗中“淡月疏星”的冷峻与“红云捧玉皇”的热烈，恰似其一生“入世”与“出世”的双重变奏——既渴望“致君尧舜上”，又深知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这种将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熔铸一炉的能力，正是苏轼作为“文化全人”的永恒魅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