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红梅三首·其一》作者：宋 苏轼
一、作者简介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北宋文坛巨擘，以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“五绝”著称。其诗风豪放与婉约兼备，尤善以物喻志、托物言怀。元丰年间（1078—1085），苏轼谪居黄州，于困顿中开辟东坡、筑雪堂，寄情山水草木以抒胸臆。《红梅三首》作于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时值“乌台诗案”后第三年，苏轼以红梅自喻，既破传统咏梅诗“清冷孤高”的定式，又借物象重构士人精神品格，在“格物”与“格心”的辩证中，展现其超越苦难的生命智慧。
二、古诗原文
红梅三首·其一
怕愁贪睡独开迟，自恐冰容不入时。
故作小红桃杏色，尚余孤瘦雪霜姿。
寒心未肯随春态，酒晕无端上玉肌。
诗老不知梅格在，更看绿叶与青枝。
三、写作背景
元丰五年春，黄州东坡雪堂外红梅初绽，苏轼触景生情，连作三首咏梅诗。彼时“乌台诗案”余波未平，苏轼虽以“团练副使”虚衔居黄州，却常遭政敌讥讽为“落魄文人”。红梅之“红”在北宋文化语境中颇具争议：文人常以白梅喻高洁，红梅因色近桃杏易被视为“媚俗”。苏轼却反其道而行，借红梅“迟开”“孤瘦”之态，暗喻自己虽处逆境仍坚守“士人本色”，同时以“酒晕”之喻回应外界对其“失节”的质疑，展现对传统士人精神的重构。
四、诗词翻译
译文：
她畏惧愁绪而贪恋沉眠，独自迟开，
唯恐冰清玉骨不合世俗时宜。
故作桃杏般的浅红，却仍留雪霜中的孤瘦风姿。
寒彻心骨却拒随春媚，
似醉后红晕悄然染上玉肌。
石曼卿（诗老）不解梅之真格，
只将绿叶青枝当作梅魂。
五、诗词赏析
艺术特色：
- 矛盾修辞的张力：
“怕愁贪睡”与“孤瘦雪霜姿”、“小红桃杏色”与“寒心未肯随春态”形成四组悖论，将红梅的“世俗之色”与“高士之骨”熔铸一体，暗合苏轼“外圆内方”的处世哲学。 - 通感手法的创新：
“酒晕无端上玉肌”以视觉摹写触觉（“寒心”）、味觉（“酒晕”），将红梅的色彩与士人醉后红颜相联，既破“红梅媚俗”之讥，又化用陶渊明“醉中见真意”的典故，赋予物象双重精神维度。 - 对话体诗的突破：
末句直指石曼卿（北宋诗人）咏梅“只重形貌”之弊，以“诗老”与“梅格”的二元对立，完成对传统咏物诗“重形轻神”的批判，展现苏轼“以理入诗”的革新意识。
情感脉络：
从“独开迟”的孤独到“尚余孤瘦”的坚守，再至“寒心未肯随春态”的决绝，情感层层递进。末句借石曼卿之口，实则自剖心迹——红梅之“红”非媚俗，而是士人在苦难中淬炼出的生命底色，恰如苏轼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旷达与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孤勇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1. 色彩政治：从“红”之禁忌到“红”之重生
北宋士人文化中，白梅因“不染尘埃”被视为高洁象征，红梅则因“红”色易与桃杏、牡丹等世俗花卉混同，常被贬为“媚俗”。苏轼却以“故作小红桃杏色”反拨此论：红梅之“红”非刻意媚世，而是“自恐冰容不入时”的生存策略。
这种色彩书写暗含苏轼对北宋政治生态的隐喻批判。元丰年间，新党以“青苗法”“市易法”等激进政策推行“富国强兵”，士人若不附和则遭贬谪。苏轼借红梅“尚余孤瘦雪霜姿”表明：士人可暂以“桃杏色”适应时局，但须保持“雪霜姿”的内在风骨。这种“外柔内刚”的生存智慧，与《晁错论》中“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”的辩证思想一脉相承。
2. 时间政治：从“迟开”到“寒心未肯随春态”
“怕愁贪睡独开迟”一句，将红梅的开花时序转化为士人生命时间的隐喻。北宋科举制度下，士人以“少年及第”为荣，苏轼却因“乌台诗案”中年遭贬，恰似红梅“迟开”。但“迟开”非劣势，反成苏轼重构生命价值的契机——他以“尚余孤瘦雪霜姿”证明：士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“及早入世”，而在于历经苦难后“寒心未改”的精神纯粹。
“寒心未肯随春态”更暗含对北宋“崇文抑武”国策的反思。苏轼在《教战守策》中曾批判“文恬武嬉”之风，此处“寒心”既指红梅耐寒之性，亦喻士人对国防松弛、党争内耗的忧虑。红梅拒绝“随春态”，恰如苏轼拒绝与新党同流合污，这种时间政治的书写，展现了士人超越“仕隐”二元对立的独立品格。
3. 身体政治：从“酒晕”到“玉肌”的双重隐喻
“酒晕无端上玉肌”一句，以红梅的“红晕”为切口，完成对士人身体的政治化重构。在北宋，“酒”常与文人放浪形骸相关联，苏轼却借“酒晕”消解红梅之“红”的世俗性——红梅之“红”非刻意妆饰，而是寒彻心骨后的自然晕染，恰似士人醉中显真性。
更深层看，“玉肌”与“酒晕”构成士人身体的二元结构。“玉肌”象征儒家“修身齐家”的理想人格，“酒晕”则暗合道家“醉后忘形”的自由精神。苏轼以红梅之体，完成对北宋士人“内圣外王”理想的解构——真正的士人应如红梅，既有“孤瘦雪霜姿”的道德坚守，亦具“酒晕玉肌”的率真性情。这种身体政治的书写，与《前赤壁赋》中“物与我皆无尽也”的哲学思考形成互文。
4. 记忆政治：从“诗老”到“梅格”的文化重构
末句“诗老不知梅格在，更看绿叶与青枝”直指北宋咏物诗的创作痼疾。石曼卿等诗人咏梅，多拘泥于“形似”（绿叶青枝），苏轼却提出“梅格”在“神似”（孤瘦雪霜姿）。这种“格物”与“格心”的辩证，实为对北宋文化记忆的重构。
北宋中期，士人文化陷入“重文轻质”的困境：科举以辞章取士，导致文风浮华；党争以门户分派，致使士人精神分裂。苏轼借红梅“梅格”的提出，倡导回归士人本真——真正的文化记忆不在于外在形式（绿叶青枝），而在于内在精神（孤瘦雪霜姿）。这种记忆政治的书写，与《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》中“胸有成竹”的创作理念相呼应，展现了苏轼对北宋文化精神的深刻反思。
5. 生态政治：从“孤瘦”到“雪霜姿”的自然伦理
“尚余孤瘦雪霜姿”一句，将红梅的生态特征转化为士人伦理的隐喻。在北宋士人文化中，“孤瘦”常被视为不合时宜的负面品质，苏轼却赋予其正面价值——红梅之“孤瘦”非病态，而是与雪霜共生的生态智慧。这种生态伦理的书写，暗含对北宋“人定胜天”思想的批判。
苏轼在《喜雨亭记》中曾提出“天人合一”的生态观，此处“孤瘦雪霜姿”正是其生态伦理的物象化表达。红梅以“孤瘦”之躯承受雪霜，恰似士人以“寒心”之志对抗时局，这种自然与人文的互喻，展现了苏轼对北宋生态危机的预警——过度开发（如新法“农田水利法”导致的生态破坏）终将反噬人类文明。
结语
《红梅三首·其一》绝非简单的咏物诗，而是苏轼以红梅为镜，对北宋政治、文化、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。他以“矛盾修辞”重构士人精神品格，以“通感手法”打破物我界限，以“对话体诗”批判文化痼疾，将一株红梅升华为士人精神的象征图腾。这首诗如同雪堂外的红梅，在“小红桃杏色”的世俗表象下，始终挺立着“孤瘦雪霜姿”的精神脊梁，为后世士人提供了超越苦难的生命范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