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》作者：宋 苏轼
一、作者简介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眉山）人。北宋中期文坛领袖，诗、文、词、书、画皆精，开“豪放派”词风先河。其一生宦海浮沉，多次被贬，却始终以豁达胸怀直面人生。文学上，他主张“随物赋形”“文理自然”，诗作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豪迈，亦存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旷达。此诗作于黄州时期，彼时他躬耕东坡，寄情山水，将人生苦难化作诗酒风月，展现出独特的生命智慧与艺术哲思。
二、古诗原文
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
杏花飞帘散余春，明月入户寻幽人。
褰衣步月踏花影，炯如流水涵青蘋。
花间置酒清香发，争挽长条落香雪。
山城薄酒不堪饮，劝君且吸杯中月。
洞箫声断月明中，惟忧月落酒杯空。
明朝卷地春风恶，但见绿叶栖残红。
三、写作背景
宋神宗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。在黄州东坡垦荒筑屋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此诗约作于元丰五年（1082）春，此时他已适应贬谪生活，常与友人游赏山水、饮酒赋诗。杏花盛开的春夜，他与客人在花下对饮，见月移花影、听箫声渐远，感慨良辰易逝，遂以诗寄情，将贬谪之苦消融于自然之趣，在清逸洒脱中透出对时光流转的哲思。
四、诗词翻译
杏花飘落帘外，春意渐阑珊；明月悄然入户，寻访我这幽居之人。
我提起衣襟漫步月下，踏碎满地花影，月光如流水，倒映着青蘋般的光影。
花丛中摆酒，酒香与花香交融；众人争相攀折花枝，落英如香雪纷飞。
山城劣酒寡淡无味，劝君且饮尽杯中月华。
洞箫声在月明中戛然而止，唯恐月落杯空，好景难再。
明朝春风骤起，只见绿叶间残红凋零，春光终将消逝。
五、诗词赏析
此诗以月、花、酒为骨，勾勒出一幅清幽隽永的春夜宴饮图。开篇“杏花飞帘”“明月入户”两句，将视觉（飞花）与触觉（明月）交融，营造出“幽人独往来”的意境。诗人“褰衣步月”之举，暗合陶渊明“秉烛夜游”的洒脱，而“踏花影”之动态，又与“涵青蘋”之静态形成张力，尽显画面流动之美。中段“花间置酒”“争挽长条”将宴饮之乐推向高潮，“落香雪”三字，以通感手法将视觉（落花）与触觉（雪）交织，赋予春光以生命质感。后四句笔锋陡转，以“劝君且吸杯中月”的奇幻想象，将现实之酒与虚幻之月相融，暗含及时行乐的深意；而“洞箫声断”“月落酒空”的转折，则以声衬寂，以乐写哀，将盛宴终将散场的怅惘推向极致。尾联“绿叶栖残红”以景结情，以“春风恶”的拟人化表达，将自然时序之变升华为人生无常的隐喻，余韵悠长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- 月华与酒意的双重隐喻
- 诗中“明月入户”与“杯中月”构成双重意象：前者是自然之月，象征永恒与超脱；后者是幻化之月，暗喻短暂与虚无。苏轼将“月”与“酒”并置，既是对李白“举杯邀明月”的致敬，亦是对人生虚实关系的深刻体悟。酒可消愁，月可寄情，二者在诗中交织成一种“醉眼看花花亦醉”的迷离境界，折射出贬谪文人“半醉半醒半浮生”的精神状态。
- 花落与春逝的哲学思辨
- “杏花飞帘”与“绿叶栖残红”构成春之始末的闭环。花落非终结，而是生命轮回的起点；春逝非消亡，而是自然更迭的必然。苏轼以“恶”字形容春风，实则是对“无常”的戏谑式表达——他深知自然规律不可逆，却以“但见”二字消解了感伤，转而以超然姿态接纳“绿叶残红”的另一种美。这种“以悲为美”的审美取向，源于道家“齐物论”的影响，亦与其佛禅思想中“一切皆空”的智慧相通。
- 宴饮场景中的孤独内核
- 表面上看，诗中“争挽长条”“劝君且吸”尽显宴饮之欢，但细品之下，“幽人”“独步”“惟忧”等词却透露出深层的孤独。苏轼虽与客共饮，但“洞箫声断”的瞬间寂静，实则是心灵孤寂的放大。这种孤独并非疏离人群，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——他深知，无论花下共饮者几何，最终都要面对“月落酒空”的个体命运。这种孤独意识，使其诗作超越了传统宴饮诗的浅层欢愉，升华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。
- 时空交织中的历史回响
- 诗中“步月踏花影”的意象，暗合谢灵运“池塘生春草”的敏锐感知，又隐现陶渊明“引壶觞以自酌”的隐逸风骨；而“劝君且吸杯中月”的豪饮，则直追李白“且须一尽杯中酒”的放旷。苏轼以集大成者的姿态，将前代文人的精神遗产熔铸于笔下，同时注入个人贬谪生涯的独特体验。这种时空交织的书写，使此诗成为宋代文人“以诗证史”的典型文本，折射出北宋中叶士大夫在党争夹缝中寻求精神突围的集体困境。
- 语言陌生化与审美重构
- 苏轼在此诗中大胆运用通感、拟人、悖论等手法，打破传统诗歌的语法规范。如“清香发”与“落香雪”的嗅觉与视觉通感，“春风恶”的拟人化批判，“月落酒空”的悖论式表达，均构成语言的陌生化效果。这种创新不仅是对“诗庄词媚”传统体裁的突破，更是对晚唐五代以来绮靡诗风的反拨。他以“以俗为雅，以故为新”的创作理念，重构了宋诗的审美范式，为后世“江西诗派”的“点铁成金”提供了范本。
结语
《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》是苏轼贬谪生涯中的精神自画像，它以春夜宴饮为表，以生命哲思为里，在清逸洒脱的表象下涌动着深沉的孤独与旷达。诗中的月、花、酒、箫，既是自然物象，亦是诗人心灵的镜像；而“明朝卷地春风恶”的预言，则成为苏轼一生颠沛流离的谶语。正是这种将苦难化为诗意的超凡能力，使苏轼成为中国文化史上“不可救药的乐天派”，而此诗，亦成为其精神境界的最佳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