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感怀》作者：明代 文徵明
第一部分：作者简介
文徵明（1470—1559），字徵明，号衡山居士，明代“吴门四才子”之一，书画诗文皆精，世称“四绝全才”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幼年迟语，十一岁方开口，却以勤学逆袭，终成一代宗师。其科举之路坎坷，九次乡试落第，五十岁方以岁贡生入仕翰林院待诏，却遭同僚轻视，三年后辞官归隐。文徵明一生游走于仕隐之间，既以儒家入世精神参与时政，又以道家超然态度寄情山水，其诗文多抒发人生况味，尤以《感怀》一诗，道尽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挣扎与觉醒。
第二部分：古诗原文
《感怀》
三十年来麋鹿踪，若为老去入樊笼。
五湖春梦扁舟雨，万里秋风两鬓蓬。
远志出山成小草，神鱼失水困沙虫。
白头博得公车召，不满东方一笑中。
第三部分：写作背景
此诗作于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，文徵明五十七岁，任翰林院待诏期间。他以岁贡生身份入仕，本怀“兼济天下”之志，却遭同僚姚涞、杨维聪嘲讽：“我衙门非画院，安容画匠？”此语刺痛其文人尊严。更因官场倾轧，他深感“志不得伸，才无所用”，遂在三年后辞官归隐。此诗正是其仕途挫败后的自省之作，以麋鹿隐居与樊笼为官的对比，抒发对自由生命的向往与对现实困境的无奈。
第四部分：诗词翻译
三十年如麋鹿般隐居山林，自由自在，
为何老来却陷入官场的牢笼？
我曾梦回五湖，在春雨中驾扁舟泛游，
如今却迎着秋风，万里漂泊，两鬓如蓬。
远志本是山间草药，出山后却成了低贱小草，
神鱼离水，反被沙虫困住，难展雄姿。
白头才得朝廷征召，却难如东方朔般洒脱，
只能苦笑自嘲，了此残生。
第五部分：诗词赏析
- 意象对比：隐逸与仕途的张力
首联“麋鹿踪”与“樊笼”形成强烈反差，前者象征自由隐逸，后者暗喻官场束缚。麋鹿本为山林之兽，文徵明以此自喻，暗含对前半生闲适生活的留恋。颔联“五湖春梦”化用范蠡泛舟五湖的典故，与“万里秋风”形成时空对照，既写漂泊之苦，亦显壮志未酬的苍凉。 - 典故运用：志士的困顿与自嘲
颈联“远志出山成小草”暗用《世说新语》中郝隆讥讽王弘“神物出山，变为小草”的典故，讽刺自己本有高远之志，却沦为庸官。“神鱼失水困沙虫”则以《庄子·外物》中“神鱼失水，困于沙砾”为喻，揭露官场中人才被压抑的普遍现象。尾联“东方一笑”借东方朔诙谐自遣的典故，表达对自身处境的无奈与超脱。 - 语言风格：质朴中见沉郁
全诗无华丽辞藻，却以“麋鹿”“扁舟”“秋风”等意象，构建出苍茫的意境。如“万里秋风两鬓蓬”，以“蓬”喻白发，既写衰老之态，又暗含漂泊无依的悲怆。其语言风格与杜甫“沉郁顿挫”一脉相承，堪称明代边塞诗的另类表达。
第六部分：诗词深度解读
1. 仕隐矛盾：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
文徵明的仕隐之叹，实为明代中叶知识分子的集体写照。他早年受儒家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影响，九次乡试落第仍不放弃，直至五十岁方得官职。然而，翰林院的经历却让他看清官场腐败：“我衙门非画院，安容画匠？”此语不仅是对文徵明画师身份的贬低，更是对文人价值的否定。他意识到，自己虽以“兼济天下”为志，却沦为权力机器中的“画匠”，这种精神撕裂在诗中化为“远志出山成小草”的悲叹。
2. 生命觉醒：从“入世”到“出世”的哲学转向
诗中“五湖春梦”与“万里秋风”的对比，暗含文徵明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审视。范蠡泛舟五湖的典故，象征他对自由生活的向往；而“万里秋风”则暗示仕途的漂泊与无意义。这种觉醒在尾联达到高潮：“白头博得公车召，不满东方一笑中。”他以东方朔自比，却意识到自己无法像东方朔那样以诙谐调笑化解痛苦，只能以苦笑接受现实。这种“笑中带泪”的姿态，标志着他从“入世”的执着转向“出世”的豁达。
3. 艺术手法：典故的隐喻与反讽
文徵明善用典故构建多重隐喻。如“神鱼失水困沙虫”，表面写鱼离水后的困境，实则暗讽官场中人才被压抑的普遍现象。沙虫本为微小生物，却能困住神鱼，这种“以小制大”的反讽，揭露了权力结构的荒诞。再如“远志出山成小草”，远志本为名贵草药，出山后却沦为低贱小草，既讽刺官场对人才的异化，也暗含对自身价值的怀疑。
4. 文化语境：吴门文人的精神传承
作为吴门画派的创始人之一，文徵明的诗文书画均体现吴地文人的审美追求。诗中“五湖春梦”的意象，与沈周《夜坐图》中“湖光山色，皆吾友也”的境界一脉相承，均以自然为精神归宿。而“不满东方一笑中”的超脱，则继承了祝允明“狂放不羁”的文人气质。这种精神传承，使《感怀》超越个人悲欢，成为明代吴门文人群体心态的缩影。
5. 历史价值：明代士人心态的文学镜像
《感怀》一诗，是研究明代中叶士人心态的重要文献。它揭示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：一方面，他们通过科举进入官场，试图实现“修齐治平”的理想；另一方面，官场的腐败与压抑又使他们陷入精神危机。文徵明的选择——辞官归隐、寄情艺术，成为当时许多士人的共同出路。这种“仕而优则隐”的模式，对后世文人如徐渭、八大山人等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结语
文徵明的《感怀》，是一曲仕隐交织的生命悲歌。它以麋鹿与樊笼的意象，勾勒出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永恒挣扎；以典故与反讽的艺术，揭露了官场对人才的异化与压抑；最终以超脱的姿态，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定义。这首诗不仅是文徵明个人的精神自传，更是明代中叶士人心态的文学镜像，其价值穿越时空，至今仍能引发我们对“入世”与“出世”的深刻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