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遗吴越王书》作者：五代 李煜
一、《遗吴越王书》作者简介
李煜（937-978），南唐末代君主，字重光，号钟隐，世称“南唐后主”。他生于金陵（今南京），自幼饱读诗书，精书法、善绘画、通音律，尤以词作成就最高。其词前期多写宫廷享乐，后期则以亡国之痛为主，开创了“词为艳科”向“言志之词”的转变。作为帝王，他政治才能平庸，在位时南唐已国势衰微，最终于975年降宋，被囚汴京。这封《遗吴越王书》写于宋灭南唐前夕，是李煜试图联合吴越王钱俶共抗北宋的外交尝试，也是其政治理想与现实困境的集中体现。
二、古诗原文
《遗吴越王书》
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君？
一旦明天子易地赏功，王亦大梁一布衣耳！
三、写作背景
北宋开宝七年（974年），宋太祖赵匡胤为完成统一大业，决定对南唐发动总攻。他先以“礼贤宅”为诱饵，暗示吴越王钱俶：若助宋灭唐，可获封赏；若抗宋，则南唐灭亡后吴越必成下一个目标。钱俶面临两难：助宋则失道义，抗宋则亡国在即。此时，李煜为挽救南唐，冒险致书钱俶，以“唇亡齿寒”之理劝其勿助宋军。这封信被钱俶转交赵匡胤，成为宋军加速灭唐的催化剂。李煜的“天真”与钱俶的“现实”，共同构成了五代十国末年乱世外交的荒诞图景。
四、诗词翻译
今日若没有我南唐作为屏障，明日又怎会有你吴越的存续？一旦宋天子平定江南后改封他人，大王您也将沦为汴京（大梁）的普通百姓！
五、诗词赏析
- 语言特色：全信仅29字，却以反问句式构成强烈逻辑链条。“今日-明日”的时间对比，“我-君”的身份呼应，“易地赏功”的威胁与“大梁布衣”的结局预测，形成环环相扣的论证结构。这种“以短制长”的笔法，展现了李煜作为词人的语言凝练力。
- 情感张力：表面是冷静的政治分析，实则暗含绝望的悲鸣。李煜深知南唐已无力回天，却仍试图以“同病相怜”唤起钱俶的共鸣。这种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挣扎，与其后期词作中“独自莫凭栏”的孤寂、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浩叹一脉相承。
- 历史讽刺：信中“唇亡齿寒”的道理正确无误，但钱俶的选择更现实——吴越国力远弱于南唐，若抗宋必先亡。李煜的失败，恰恰在于他始终以文人思维处理政治问题，未能理解乱世中“弱肉强食”的生存法则。
六、诗词深度解读
（一）政治隐喻：从“书信”到“历史镜像”
这封信表面是外交文书，实则是五代十国政治生态的缩影。李煜试图以“道义”捆绑钱俶，却忽视了三个关键现实：
- 地缘格局：南唐据长江天险，是宋统一的最大障碍；吴越地处东南，无险可守，必须依附强权生存。
- 实力对比：南唐虽衰，仍有“带甲十万”；吴越则“兵不过三万”，无力单独抗宋。
- 君主性格：李煜“性宽仁，少威断”，钱俶则“谨事宋，岁贡丰备”。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风格，决定了他们的选择。
信中“易地赏功”四字，更暗藏赵匡胤的阴谋——他通过制造南唐与吴越的矛盾，实现“以唐制越，以越攻唐”的平衡术。这种“分而治之”的策略，在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，而李煜却未能识破。
（二）人性悲歌：从“帝王”到“词人”的蜕变
这封信的失败，标志着李煜从政治家向文学家的彻底转变。他一生经历三次身份撕裂：
- 皇位继承的被动性：作为李璟第六子，李煜本无继位可能，但因兄长早逝被迫登基。这种“意外”登基，使他缺乏帝王应有的权谋与决断。
- 亡国之痛的个体化：降宋后，李煜的词作从“车如流水马如龙”的宫廷享乐，转向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的亡国哀思。这种转变，实则是他将政治失败转化为艺术创造的过程。
- 生命终局的象征性：978年七夕，李煜因《虞美人》词被宋太宗毒杀。死前他写下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将个人悲剧升华为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。这种“以血书词”的创作方式，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“亡国之音”的典范。
（三）文学价值：从“外交文书”到“艺术经典”
尽管这封信在政治上毫无价值，却在文学史上留下独特印记：
- 语言创新：李煜将词中的“反问”手法引入书信，如“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君？”这种“以情动人”的笔法，打破了传统外交文书的刻板模式。
- 结构张力：全信以“假设-结果”的逻辑推进，前两句建立因果关系，后两句揭示潜在威胁，形成“温柔-冷峻”的情感对比。
- 意象延伸：信中“大梁布衣”的意象，被后世文人反复引用。如王安石《明妃曲》中“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，人生失意无南北”，与李煜的“布衣”之叹形成跨时空呼应。
（四）历史启示：从“一封信”看“一个时代”
这封信的命运，折射出五代十国文人的生存困境：
- 政治与文学的撕裂：李煜的悲剧在于，他既是南唐君主，又是天才词人。这种双重身份使他既无法摆脱政治责任，又难以抑制文学冲动。
- 道义与现实的冲突：信中“唇亡齿寒”的道理，在乱世中往往被“弱肉强食”的现实击败。这种冲突，在后世如南宋末年、明末清初等朝代更迭期反复上演。
- 个人与时代的互动：李煜的词作之所以能打动后人，不仅因其艺术成就，更因他以个人命运承载了时代巨变。这种“小我”与“大我”的融合，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具体历史语境，成为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。
结语
《遗吴越王书》是一封失败的外交信，却是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历史洪流中，文人的挣扎往往徒劳无功，但他们的文字却能穿越时空，成为永恒的精神印记。李煜的悲剧，不在于他失去了江山，而在于他以词人的敏感承受了帝王的重负。这封信，正是这种“错位人生”的最好注脚——它既是一个时代的终结，也是另一种艺术的开端。